我中了社會的毒：唯有金錢是解藥

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中毒很深，是在二零一六年的秋天。
那天我蹲在人民醫院住院部大樓外的花壇邊上，手里攥著一**剛打印出來的繳費單，單子上的數字是四萬八千六。陽光很好，透過住院部的玻璃門照進來，落在我面前的臺階上，明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眶發酸。我的父親躺在十二樓的心腦血管科，腦梗，半邊身子不能動，說話也不利索。他年輕時候是廠里的八級鉗工，手底下出來的工件零誤差，那時候他拿我們家的搪瓷缸子敲著我的腦袋說：“手藝在身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
現在他躺在病床上，走不了了，怕的是再也站不起來。
繳費單上的數字我沒太看清楚，但我知道賬戶上的余額快見底了。我掏出手機，翻了一遍通訊錄，從A翻到Z，又從Z翻到A。五百多個***，同事、前同事、酒肉朋友、點頭之交，我愣是沒找出一個能讓我理直氣壯開口借兩萬塊錢的人。不是他們沒錢，是我張不開嘴。我怕被拒絕，更怕不被拒絕——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、稱兄道弟的人，萬一真的借給我了，這人情債我拿什么還？
最后我點開了大學室友老侯的對話框。上個月他剛在朋友圈曬了二胎，配文是“壓力山大，但幸福滿滿”。我發了條信息：“哥，手頭寬裕嗎？老爺子住院，差兩萬，倒開手就還你。”
消息發出去了，像石子扔進了枯井。等了十分鐘，沒回音。我盯著屏幕，看著“對方正在輸入”閃了幾次，最終歸于沉寂。我把手機揣回兜里，也沒再看。
那天下午，我跑回了公司財務科，硬著頭皮申請預支半年工資。財務總監是個四十多歲戴金絲邊眼鏡的女人，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個不懂規矩的實習生。她說：“小李，公司沒這個先例，除非你愿意簽一份內部借款協議，利息按年化百分之六算。”
我簽了。
拿著那張蓋了公章的支票走出辦公樓的時候，天已經擦黑了。馬路上車水馬龍，尾燈連成一條流動的血河。我站在天橋上，看著底下洶涌的車流，忽然想起剛畢業那年。那時候我在一家報社做實習記者，一個月拿八百塊稿費，窮得吃了一個月泡面，卻覺得自己懷里揣著理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