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村莊

1982年秋老虎還沒褪盡的午后，日頭把北方小鎮的土路曬得發白，風卷著路邊楊樹葉的碎影，掃過林建軍磨得露了棉絮的藍布褂子。

他攥著褲兜里那五毛錢，指節捏得發緊，硬幣邊緣硌得掌心發疼——這是他從磚廠干了三天零活，跟工頭軟磨硬泡才預支的零花錢，原想著給剛拿到縣一中錄取通知書的妹妹林建梅買支新鋼筆。

供銷社的木門推開時“吱呀”響了一聲，帶著一股樟腦球混著肥皂的味道。

柜臺是深褐色的木頭，擦得發亮，玻璃柜里擺著搪瓷缸、的確良布料，還有幾排用硬紙板隔開的鋼筆。

林建軍的目光一下就釘在了最右邊那支英雄牌上：銀灰色的筆帽，筆桿上印著細巧的花紋，標簽上“3.20元”的紅色數字，像根細針，扎得他眼睛發澀。

“同志，要點啥？”

柜臺后穿藍布制服的女人抬起頭，手里還翻著本舊雜志，語氣里帶著幾分不耐煩。

這鎮上的人她大多認識，林建軍家的光景更是誰都清楚——土坯房在鎮子最東頭，母親常年咳得首不起腰，父親早幾年在磚窯塌了時沒了，家里三個孩子全**親縫補和林建軍打零工湊活，是出了名的“困難戶”。

林建軍喉結動了動，沒敢指那支鋼筆，只含糊地說：“我看看……看看筆?！?br>
他湊得離玻璃柜再近些，能看見鋼筆帽上的金屬夾閃著光，心里盤算著：五毛錢，還差兩塊七，要是再去磚廠干上十天，說不定能湊夠。

可轉念又想起母親昨天夜里咳到后半夜，家里的止咳糖漿早空了，弟弟建強下學期的學費還沒著落，那二十塊工錢剛到手，一半給了藥店，剩下的買了糧票和玉米面，攥在手里的五毛，己經是能勻出來的極限。

“看也得有個準頭啊，”女人把雜志合起來，“要我說，你們這光景，買支一毛錢的鉛筆湊活得了，鋼筆那是干部家孩子用的。”

這話像塊石頭砸在林建軍心上，他臉漲得通紅，手從褲兜里抽出來，捏著那五毛錢，指節泛白。

他想反駁，想說妹妹考了全縣第三，想說妹妹在油燈下寫作業，鉛筆頭都握不住了，可話到嘴邊，又咽了回去——人家說的是實話，貧窮像層透明的膜，把他和那些“該有的”隔開了，連反駁的底氣都沒有。

這時，供銷社的門又響了，進來個穿國防綠上衣的年輕人，手里攥著張十塊的票子，沖女人揚了揚：“給我拿支英雄牌，就是最右邊那支?！?br>
林建軍的目光跟著那年輕人，看著女人熟練地打開玻璃柜，把那支銀灰色的鋼筆拿出來，用軟布擦了擦，遞過去。

年輕人接過鋼筆，擰開筆帽，在紙上劃了兩下，滿意地笑了，付了錢，揣著鋼筆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那支鋼筆在年輕人手里的樣子，像根刺，扎在林建軍眼里。

他站在原地，看著玻璃柜里空出來的位置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日頭漸漸西斜，透過供銷社的窗戶，在地上投下長長的影子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，像個被拉長的、無力的嘆息。

女人收拾著柜臺，看他還站著，又開口了：“行了，別看了，再看也不是你的。

趕緊回家吧，晚了路上不安全?！?br>
林建軍沒說話，慢慢轉過身，走出供銷社。

門外的風比剛才涼了些，吹在臉上，帶著土腥味。

他攥著那五毛錢，走在土路上，腳步沉重。

路邊的玉米地己經黃了，穗子耷拉著，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
他想起妹妹拿到錄取通知書時的樣子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說：“哥，我以后考上大學，掙錢給你和媽花，再也不讓你們受窮了。”

可現在，連一支像樣的鋼筆都給她買不起。

貧窮不是一句空話，是攥在手里的五毛錢，是玻璃柜里那支三塊二的鋼筆，是妹妹眼里的星星，和他眼里的無奈。

它像一只無形的手，死死地攥著他，讓他連踮起腳夠一夠的機會，都顯得那么奢侈。

林建軍走到村口，遠遠看見自家的土坯房，煙囪里沒冒煙，大概母親還在縫補衣服。

他停下腳步，把那五毛錢小心翼翼地疊好，塞進貼身的衣兜里——這五毛錢不能亂花，或許能給母親買包最便宜的止咳藥，或許能給弟弟買塊橡皮。

至于那支鋼筆，只能再等等，等他再掙些錢，等日子再松快些。

可他心里清楚，“等”是最沒譜的事，就像鎮上老人常說的，“窮日子像磨盤，推著你走，你想停，都停不下來”。

他抬頭看了看天，夕陽把云彩染成了橘紅色，可那光亮照不進他心里的暗處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攥緊了拳頭，繼續朝家的方向走。